现当代玉工系列之上海工

　　刘忠荣14岁入行，30岁出头就评上高级技师职称，却选择在“红得发紫”的时候“下海”。破釜沉舟般彻底告别炉瓶后，他从头开始学习制作白玉牌，并在10年之后再度将玉牌工艺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而今，五十有六的刘忠荣仍然奋战在玉雕的第一线，同时，他又以一己之力扛起了“玉雕维权”的大旗。他深信：玉雕行业目前的种种乱象皆根源于人们知识产权观念的淡薄。为此，他甘当“吃螃蟹”的第一人。
　　文、图/金 叶
　　大家简介
　　刘忠荣，1958年出生于上海，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级技师、高级工艺美术师、上海市领军人才。
　　三十岁出头 已是全国最年轻的高级技师
　　刘忠荣从小爱画画，小学毕业时，老师有一天让大家交一张绘画的习作。刘忠荣记得自己好像交了一张工农兵的画像。凭这张习作，14岁的刘忠荣得以进入上海玉石雕刻厂工业中学，并在三年后进入上海玉雕厂，从此和玉雕结下不解之缘。
　　在上海玉雕厂，刘忠荣被分到炉瓶车间。器皿制作一向被认为是玉雕的最高境界，上海玉雕厂的炉瓶车间更是翘楚。而且当时的上海玉雕厂大师云集，其中对刘忠荣影响最大的一位师傅是有“南玉一怪”之称的刘纪松。刘忠荣进厂时，他快80岁了，统领设计工作。老先生所有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原创性”的种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深植刘忠荣的心田。
　　刘纪松很欣赏刘忠荣，不只是因为这个17岁的少年很聪明，更因为他的刻苦。可以说除了吃饭和睡觉，刘忠荣所有的时间都泡在车间钻研技术。天赋加上勤奋，刘忠荣很快就练就了一手玉雕的好技艺。1979年，他创作的“翡翠百佛炉”为日本国立横滨博物馆收藏。1984年，他创作出“青玉兽面壶”，采用多层次的纹饰变化和纹饰布面手法，将兽纹有机地刻画于壶面，粗犷而细腻，具有威严且活泼的视觉美感。
　　1985年后，刘忠荣连续三届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并成为“上海十大青年技术精英”之一。1989年，31岁的他评上高级技师职称，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高级技师。到国务院紫光阁领奖，长一张娃娃脸的他混迹于五六十岁的老行尊中间，被人开玩笑般地诘问：“你这个小赤佬也来领奖？是不是搞错了？”
　　从炉瓶到玉牌 破釜沉舟的转型之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忠荣已经在玉雕界名利双收，但他却嗅到了一丝危机的味道。首先，他耳闻目睹上面三代老师傅空有一身好技艺，退休之后却没有经典作品传世的遗憾，心中暗暗发誓绝对不要走这样的老路；其次，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拂到了玉雕界，刘忠荣想飞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1994年，刘忠荣义无反顾地“下了海”，同时彻底告别炉瓶，向玉牌转型。这是深思熟虑之下的决定。在玉雕厂21年，因为干活太拼命，刘忠荣的手腕受到损伤。炉瓶的原料常常重达几十公斤，刘忠荣深知，这条路他注定无法走得太远。同时，在对市场的考察中刘忠荣发现，白玉杂件和牌子销路最火。玉牌虽然是在方寸之间做文章，但和炉瓶却有着某种相通的地方。对自己的刀工有十足信心的刘忠荣最终选择了白玉牌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洗尽铅华的刘忠荣真的让自己一沉到底：他几乎是以市场上最低的价格接来料加工，只要是买家说得出来的题材，他都想办法给做出来。今天回望，刘忠荣并没有觉得这段玩命般做来料加工的日子不堪回首，“我很清楚自己是谁，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定位。”
　　刘忠荣用10年的时间为自己积累了第一桶金，也为自己“买”到了一张进入自由的艺术殿堂的“门票”，走上了更具现代感和原创精神的表达之路。2004年至今，是刘忠荣的黄金创作期。他改变了子冈牌传承几百年的6cm×4cm×0.9cm形制，在他的刀下，玉牌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平板模样，而是有了弧面和抛线。同时，刘忠荣考虑到当代的玉牌承担了更多把玩功能，更强调手感，于是将白玉牌的厚度从不到1厘米做到1.2厘米甚至2.5厘米，还从两面雕发展到对玉牌进行六面围雕。他将层峦叠嶂的中国山水画构图搬到玉牌上，在方寸之间展示幽深又气势磅礴的山水意境。
　　现在，刘忠荣每年只做三四件白玉牌，不求数量惊人，但求无愧己心。但他对藏家却有了要求，那就是他们一定要真心懂玉和惜玉。他甚至要对玉牌的最终去向有所把握，并坦言，对“放得住”，甚至有意在百年之后将所藏捐献给博物馆的藏家会格外欣赏。“而如果是想从这里面捞一笔的‘庄家’，无论他有多少钱，我也只能说声抱歉。”
　　工艺美术领域知识产权登记第一人
　　眼下，刘忠荣做了一件敢为人先的事情——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手段运用到工艺美术领域，率先进行了全国首个工艺美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登记。他将2004年以来所创作的玉牌精品都进行了著作权产权登记，由国家版权局出具身份证，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作品档案管理体系，以确保这些作品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唯一性。
　　刘忠荣告诉记者，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起到传承有序的作用；二是在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起到自律作用；三是使玉雕艺术品市场管理有序，每件作品脉络清晰，遏制社会上相互模仿和剽窃的现象。
　　因为在版权问题上的“较真”，刘忠荣甚至主动关上了“捞金”最快的拍卖市场的大门。“真的有很多拍卖公司找我，想要拿我的作品上拍，但我统统拒绝了。我跟他们说，你们现在不符合我的要求。如果你们哪一天开始讲诚信，对于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没有著作权的不让拍卖，对于‘老件’，你拍卖公司敢用自己的诚信为其保真，我再考虑进你们这个市场。”
　　对话

　　刘忠荣

　　当今玉雕市场

　　多抄袭极少原创
　　广州日报：您现在以白玉牌享誉玉雕界，但是据说在最初，您很不喜欢白玉这种材质？
　　刘忠荣：是的，之前在厂里做炉瓶，主要用翡翠。翡翠这种材质，雕琢起来比较爽，而白玉韧性强，打磨起来感觉发黏。时间久了，我才觉出白玉的好。翡翠刚刚做完，抛光之后是最美的时候，但你放上三年再看，就不行了，火气开始消退，魅力开始衰减。俄料也是如此，刚刚做好的时候又白又糯，但放上十年，颜色就发生了变化。只有新疆和田籽玉，最初的美可能只是其最高境界的百分之五十，你什么时候拿出来看，都会发现韵味在不断增加，生命力似乎在无限延伸，渐渐显露出其最高境界。
　　广州日报：有些藏家认为，玉牌的价格主要看原料，雕工反而是第二位的。您怎么看玉料和雕工之间的关系？
　　刘忠荣：确实有很多店铺比较侧重在原材料上做宣传，给消费者灌输了一个观念，就是原材料特别重要，而不会告诉消费者玉牌还有重要的文化和艺术概念。我对玉料有个基本的要求：不能是烂料，至少得是优下，不能再差了。但有块好料不见得就成功了，还得赋予其灵气、个性和文化的气息。这就得考验玉雕师的创意了，是更加复杂的功课。
　　广州日报：您为何特别在意维权这件事？
　　刘忠荣：现在玉雕市场比较乱，重复的、抄袭的东西多，原创的东西少。玉料资源本身已经趋于枯竭，如果还任由市场如此无序地发展下去，我们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在付出代价了。大概10年前，有个客户拿个原料来找我，说请我做个“子冈牌”。我一听就生气了：你要做子冈牌去找陆子冈，我不做。陆子冈的玉牌确实做得好，但那是500多年前的事情了。后世的工匠，几百年来却不断地仿，陷在这个窠臼当中出不来。确实有一些也仿得很漂亮，但到今天，咱们都不知道那些到底是陆子冈做的还是后代人仿的了，搞得一团糨糊。我们一路走下来，从没有对著作权有所重视，抄袭和重复愈演愈烈。再这么乱下去，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广州日报：但是您在这条维权的道路上走得有点孤独，据我所知，是玉雕大师当中唯一的一位？为何会这样？
　　刘忠荣：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可能我是唯一一位还在亲手做玉的，而其他一些大师好一点的可能偶尔有出自己的作品，更多的则因眼睛、体力等的衰退，只从事设计而不雕琢了，或者过于看重商机而早早离开第一线，既不设计也不雕琢了。久而久之，大师渐渐变得有名无实了，真正做起玉来，甚至做不过一些后起之秀，也就干脆不做，改走经商的路子。而他们手下的工人毕竟缺乏绘画、设计、制作的综合技能，只能靠模仿、抄袭来完成作品，这样的作品自然不过硬，冠之某某“大师”之名更是无法追溯，所以大部分人不会想到去维权，也不敢去维权。但是我不怕，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我有这个(维权)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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