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玉器史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显得颇为“沉默”——出土文物少，代表作更是寂寥不可知。于是很多人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定调为中国玉器史的“衰落期”或“断裂期”。对此，齐东方首先表达了不同意见：“这种依据考古发掘的玉器数量和种类来做出的判断，在我看来没什么道理。”

　　齐东方认为，当下我们考古发掘的东西有90%出自墓葬，由于商周时期玉器主要用作礼器，而汉代玉器主要作为丧葬用，会大量出现于王公贵族的墓葬，因此能保存下来被今人发掘。到了魏晋南北朝，玉器在墓葬中难觅踪影，但这只能推断出魏晋南北朝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再将玉器作为礼器或丧葬品，开创了新的用玉制度。“社会风尚变了，玉的用途也就发生了转移。另外由于道教、玄学之风盛行，还有人主张食玉，这些都导致能留存至今的玉器实物很少，如此而已。”

　　而这种玉器用途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隋唐继承了下来。现在从墓葬和窖藏中出土的隋唐玉器，跟前代相比也少得多。隋朝时间短，目前出土的玉器只有零星几样。唐代历史长，出土的玉器虽然也不太多，主要集中在何家村窖藏、洛阳齐国夫人墓等少数几处，但这并不表明唐代的玉器就不尊贵不流行。不少史料和何家村出土的玉带，都表明玉器在唐朝较金银器“高级”，成为朝廷礼仪上最高等级的象征。

　　齐东方说，唐代的法律明文规定：“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可见，玉器的地位绝不输于金器。唐人对器物质地的认识，玉第一，其次是金，再次是漆。尽管法律对民间用玉加以严格限制，但人们对玉器的追逐还是趋之若鹜。

　　另外，在唐朝，嵌钉了不同材质装饰物的腰带是朝廷明等级、分贵贱的一种重要标识。《唐会要·章服品第》载：“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钅俞石带，九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可见，第一梯队——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系玉带，第二梯队的官员只能系金带，第三等的官员系银带。

　　唐代的文献还记载了每副于阗玉带可售三千贯，当时长安城里的一个小宅院也就值两百贯左右。齐东方算了一笔账，何家村遗宝中共有十副玉带，按照唐代市价算值三千万钱，在当时就属于天文数字。

　　平面斜刻剔地法

　　为大唐玉雕独有

　　代表唐代玉器顶级制作水平的国宝，每次都会带给齐东方审美上的震撼。比如何家村遗宝中的十副玉带，不仅是当时社会身份地位的标识，也展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水平，狮纹白玉带銙尤为突出。“狮纹白玉带与其他两副玉带和药物放置在一个银盒里，由方銙13、圆首矩形銙1(扣柄)、带扣1、圆首矩形鉈尾1总计16件组成。盒内墨书称：‘碾文白玉纯方銙一具，一十六事并玦’。 所谓‘碾’，指的是打磨雕琢玉器的工艺技术，碾文，即碾纹，是唐人对玉器的制作技术和纹样的称谓。方銙、圆首矩形銙上面有俯卧、行走等姿态的狮子纹样，是先雕琢出狮纹轮廓，再沿带銙边沿向内斜刻，将狮纹轮廓以外的空间剔地，使狮纹凸出，然后刻画眼睛、鬃毛等细部。这种平面斜刻剔地的技法似为唐代玉雕所独有，在前代未曾见到。”

　　何家村还出土了两对玉臂环(即现在所说的手镯)，其工艺和精美程度，也可谓前无来者。两对玉臂环都是由三段弧形白玉衔接而成，内壁平整光滑，外弧壁雕琢成凸棱，打磨抛光。一对玉镯以鎏金铜合页将三段弧形玉连接而成，其中两段套合在一起不能打开，合页外侧制作成花朵形，中部花蕾突起，花蕾内镶嵌紫色宝石，四周花叶形框内原来也镶嵌有宝石，四角各嵌一个珠子。另一段弧形玉的两端与前两段弧形玉以鎏金铰链式合页轴相连，一为死扣，一为活扣，其轴可以抽出或插入，以便开关。两合页外缘均以兽首形鎏金铜包住，兽首相背，珠子镶嵌双眼，头顶各嵌一紫色宝石。另一对玉镯是以金合页将三段弧形玉连接在一起，每段玉的两端均包以金片锤揲錾刻而成的兽首形合页，可以自由活动，其中一处以金针为插销，可以灵活插入或拔出，以便关闭和开启，便于佩戴。

　　“三段式可以自由开启的玉臂环，不仅玉质上乘，工艺精湛，设计构思也很巧妙，它利用黄金、白玉、珠宝三种材质不同的质地、色彩和光泽，互相衬托，交相辉映，使玉臂环更显华贵富丽。”

　　另有一件白玉八曲长杯，材质是洁白莹润的和田玉，口沿一圈磨得很薄，厚度只有半毫米，不禁令人想起“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

　　胡风东渐影响唐玉

　　齐东方指出，何家村玉器及与唐代玉器相关的史料记载，还突出表明了胡风对唐代艺术的深刻影响。

　　像白玉八曲长杯，完全是萨珊多曲长杯式样，在唐代陶瓷器中偶见仿制，其上的忍冬纹也在中亚粟特银器上可见，其形制和装饰都有浓郁的外来文化特点。但西亚和中亚却没有发现玉制的八曲长杯。没有证据表明白玉八曲长杯为输入品，但可以视为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而伎乐纹玉带一共有16板，除了一块上面是狮子，其他都是人物形象，有的演奏乐器，有的表演歌舞，有的手捧宝物作献宝状，有的手持角杯、长杯做饮酒状，形象都是胡人。狮子这种动物也并非出自中国，多由西方诸国朝贡而来。其形象在唐代有石雕，还有三彩塑像，铜镜、丝织品纹样上也能见到。

　　从史料中可知，西域也制作玉带，而且向唐朝进贡。《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就记载：“贞观五年于阗国王尉迟屋密遣使献玉带”。

　　至于不少古玉书中谈到的唐代由于受佛教艺术影响还出现了玉飞天之说，齐东方则表示：“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中并无唐代玉飞天出土。所谓的玉飞天传世品，我并无兴趣了解，更别说进行研究，因为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它们是否为那个时代的真品？”

　　齐东方再一次强调，很多观点不能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就不去分析它、质疑它。

　　胡人治玉传奇

　　隋唐时期有不少胡人擅长玉器制作。《隋书·何稠传》记载：“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断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说的是何稠的父亲为西域胡人，以制作玉器为业，何稠继承父亲的手艺，又成了中央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官吏。

　　唐代也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窦乂的人，看到胡人米亮饥寒，便慷慨给予资助，不问是否还债。七年后，他又见到仍旧饥寒的米亮，再次给了他钱五千文。米亮感慨地对人说，有朝一日我一定报答他。后来窦乂闲居，米亮来了告诉他说：“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千文，大郎速买之。”窦乂买下房子后，米亮说：“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窦乂将信将疑，米亮说：“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得腰带銙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窦乂遂令琢之，果然发了大财。这个故事说明长安城里有专业的制造玉器的工匠，会制作玉带，而指点他们的人是个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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