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玉工艺方面，明代玉器除少数作品仍延续宋元时期的多重镂雕技法外，大多数则恢复或变化创新了宋元以前的传统，唐代盛行的隐起纹饰技法又再流行。此外，明代的治玉产业也发展得相当成熟，苏州的治玉工坊闻名天下，不少技艺精湛的治玉大师留名至今。

　　古方告诉记者，多重镂雕技法主要应用于明代早期的玉带饰、仿生的玉器皿和圆雕作品上；而隐起纹饰技法多用于扁平玉器上。“在唐代，隐起纹饰技法琢出的图案凸起较高，有明显的浅浮雕效果；而在明代，则多施于玉牌和器皿上，图案凸起极低，抚摸时往往感觉不出是浅浮雕，而且扁平器一般两面的纹饰不相同。”

　　古方指出，明代玉器琢玉工艺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凡光素无纹和多重镂雕的主体部位琢磨平滑，抛光莹润，外表多有玻璃质的光泽感；而在次要部位则处理潦草，甚至不打磨、不抛光，往往留有桯钻去料时的加工痕迹，即俗语所谓的“麻地”。此外，龙的圆凸目和谷纹是先以管钻确定位置，再磨去周围地子的方法制成，往往会留下圆形管钻的痕迹。“这些情况说明，明代工匠在制作玉器时，为减少工时而在背面或地子部位省去了进一步的琢磨和抛光工序；在器物的主体及易于琢磨的地方，则用细致入微的工艺技法琢磨饰纹；在表面抛光时，是用极细且具韧性之物加以琢磨，从而才会出现玻璃光的效果。”

　　明代治玉已呈产业化发展，当时的苏州治玉工艺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创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书，就曾盛赞过苏州玉工，“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古方说，当时苏州涌现出了一大批治玉精湛的高手，代表人物有贺四、刘谂、陆子刚等人，他们以将白玉、琥珀、水晶、玛瑙琢成精巧的小品而誉满天下。“《苏州府志》和《太仓州志》中，都有一些关于陆子刚治玉绝技的记载。凡玉器的琢治一般用砂碾，而陆子刚独用刀雕刻，他死之后，这手绝技也就失传了。据说他琢制的水仙发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深受当时妇女的推崇，‘价一枝值五十六金’。徐渭在《咏水仙》中赞叹道：‘略有风情陈妙常，却无烟火杜兰香，昆吾锋尽终难似，愁杀苏州陆子刚。’”

　　“子冈牌”影响深远

　　古方指出，明代玉器总体上继承了前代玉器的部分特征，比如唐代盛行的隐起纹饰技法，宋元的重镂雕技法在明代玉器上都有所体现并得到了新的发展；而元代仍流行的“春水”、“秋山”等辽金玉器图案，以及“胡人驯狮”、“莲鹭纹”等，在明代早期的玉器上也仍可见到。

　　同时，明代玉器对后来的清代玉器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仿古玉在清代几乎发展到极致，它不仅仿制先商的玉琮、玉圭等礼器，汉代玉彝等酒器，还对宋元的玉人、玉杯、玉佩有所仿制；而在出土和传世的清代玉器中，仿明代玉器最多的即是刻有“子刚”或“子冈”款的玉器，这类玉器得名于明晚期极负盛名的治玉大师“陆子刚”。它构思奇巧，制作精致，成为人们所喜爱的珍品。

　　古方告诉记者，“清代时期仿制带子刚款的玉器以玉牌为最多，俗称‘子刚牌’，为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一面刻诗文，一面刻画，并镌名款，均为浅地子阳文，材质精细，清新淡雅，顶端有孔可佩戴。其他还有壶、杯、洗、盘、墨床、笔格、笔添、磬、佩、璜、带钩、簪等。款识有阴有阳，有篆隶亦有楷体，图案题材也多种多样，风格淆杂，琢制水平高低相差悬殊，做工均无一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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